（通讯员 龙美华 刘璇 王玥）12月15日，由研究生院、党委研究生工作部主办，法学院承办的第119期“文澜大讲堂”之名家论坛于沈家本堂开讲。山东师范大学教授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程汉大主讲雅典宪政的特点与局限性，法学院众多研究生到场聆听讲座。
程教授首先对雅典宪政给予高度肯定，然后从民主、法治、自由、权力方面谈论雅典宪政的局限性。他说，雅典宪政是19世纪以前世界上最为民主的政治制度，公民大会拥有国家最高权力，人民是真正的国家的主人。但他又指出，雅典民主的实现方式和手段是原始的，雅典民主是直接民主，代表的只是众意，而不是公意；公职人员的抽签制是一种违背科学的极端化民主；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公民大会多达6000～8000人，规模过于庞大，容易走向民主的反面。他还引用有关陶片放逐法的事例，体现公民大会僭越司法权和民主审判的特点，进一步说明雅典宪政的局限性。
雅典宪政具有鲜明法治色彩，程教授认为雅典宪政的法治化特征表现为尊重法律，社会阶级斗争主要和大量表现为法律框架下、不同派别间公开的政治斗争，雅典人拥有强烈的法治意识，僭主概念即合法性观念五个方面。但是在实际法治中，雅典宪政不能得到充分适用，其法制内涵严重匮乏。同时，程教授也指出，雅典宪政赋予公民以充分积极自由，但却忽视、压制消极自由。他说，在应然角度上，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应该是共生并存、相辅相成的，但是在实然层面，二者又存在相反相克的对立面，这导致二者经常处于不统一、不和谐状态。强调城邦本位和集体主义的雅典宪政混淆公域、私域界限，混淆两种自由的位置，从而使自由被扭曲成一种片面、不完整的自由。
雅典宪政构建多元主义的权利结构和严密的权利监控机制。雅典的权力机构有元老院、五百人议事会、执政官和公民大会，各机构均有其主要职权，但是行政和司法职权的划分不严格、不清晰，导致权利交叉现象明显。而且雅典宪政的分权方式也是不科学的，仅采取简单的对应关系，让权力机构直接与具体的阶级相关联，客观上加剧阶级矛盾和斗争的负面作用。另一方面，雅典宪政运行成本昂贵，以大量时间和金钱投入为代价。
最后，程教授总结道，雅典宪政颠倒民主、法治和自由三者之间的位序，一味地将民主放在压倒一切的首要地位，这一结构的失衡是雅典宪政具体特点和局限性的根本原因。对于自由宪政来说，当民主和法治无法齐头并进时，正确的选择应当是先法治、后民主。